書源 《昨日的世界》 茨威格，數百年前的「現代」「教育」，「軍事化」的教育
Pt.1 填鴨式、流水線化的教育#
然而，在那開明的自由主義時代，只有所謂高等學府的教育，即進入大學，才完全有真正的價值。因此，每個上流家庭都追慕在自己的兒子中至少有一個在名字前冠有博士學銜。但這條通往大學的道路卻是相當漫長和一點都不令人感到愉快。因為在此之前必須坐在硬板凳上念完五年國民小學和八年中學，每天要坐五至六小時，課餘時間則完全被作業佔滿，而且還要接受除了學校課程以外的常規教育，即，除了學習古典的希臘語和拉丁語以外還要學習活的語言 — 法語、英語、意大利語，也就是說，除了幾何、物理和學校規定的其他課程以外還要學習五種語言。學習負擔重得不能再重，幾乎沒有進行體育鍛煉和散步的時間，更談不上消遣和娛樂。
大學？或者說，名校真的有所謂的用處嗎？超極限的壓榨式學習，這是我的寫照。
學校對我們來說，意味著強迫、荒漠、無聊，是一處不得不在那里死記硬背那些仔細劃分好了的毫無知識價值的科學的場所。我們從那些經院式或者裝成經院式的內容中感覺到，它們和現實，和我們個人興趣毫無關係。** 那是一種無精打采、百無聊賴的學習，不是為生活而學習，而是為學習而學習，** 是舊教育強加於我們身上的學習。而唯一真正令人歡欣鼓舞的幸福時刻，就是我永遠離開學校的那一天 — 我得為它感謝學校。
這倒並不是我們奧地利的學校本身不好。恰恰相反，所謂教學計劃是根據近一百年的經驗認真制訂的，倘若教學方法生動活潑，也確實能夠奠定一個富有成效的相當廣博的學習基礎。但是正因為刻板的計劃性和乾巴巴的教條，使得我們的課死氣沉沉和枯燥透頂。上課成了一種冷冰冰的學習器械，從來不依靠個人進行調節，而僅僅像一具標有良好、及格、不及格刻度的自動裝置，以此來表示學生適應教學計劃的要求達到了什麼程度。
然而，** 恰恰是這種索然無味、缺乏個性、對人漠不關心、兵營似的生活，無意之中使我們不勝痛苦。** 我們必須學習規定的課程，而且凡是學過的東西都要考試。在八年之中沒有一個教師問過我們一次，我們自己希望學些什麼，更沒有鼓勵的意思，而這正是每個年輕人所悄悄盼望的。
不過，那種令人沮喪的學校生活也不能怪我們的老師。對於他們，既不能說好，也不能說壞。 他們既不是暴君，也不是樂於助人的夥伴，而是一些可憐蟲。他們是條條框框的奴隸，束縛於官署規定的教學計劃，他們也像我們一樣必須完成自己的課程。 我們清楚地感覺到：當中午學校的鐘聲一響，他們也像我們一樣獲得了自由，歡愉之情和我們沒有什麼兩樣。他們不愛我們，也不恨我們，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他們根本不了解我們。過了好幾年，他們也還只知道我們中間極少數幾個人的名字。而且，就當時的教學方法而言，他們除了批改出學生在上次作業中有多少錯誤以外，再也沒有什麼要關心的了。他們高高地坐在講壇上，我們坐在台底下；他們提問，我們回答，除此以外，我們之前沒有任何聯繫。因為在師生之間，在講壇和課椅之間，在可以看得見的高高在上和可以看得見的眼皮底下之間，隔著那堵看不見的權威之牆，它阻礙著任何的接觸。一個教員理應把學生當作一個希望對他自己的特殊個性有深入了解的人來看待，或者甚至像今天司空見慣的那樣，有責任為學生寫出報告，即把他觀察到的學生的情況寫出來，但在當時，這些是大大超出他的權限和能力的。更何況，私人談話還會降低他的權威性，因為這樣談話很容易使我們這些學生和身為前輩的他平起平坐。我覺得，最能說明我們和教員之間在思想感情上毫不沾邊的一點是，我早已把他們所有人的名字和面貌忘得一乾二淨。在我的記憶中，只清清楚楚保留著那座講壇和那本我們始終想偷看一下的班級記事簿的形象，因為裡面記著我們的分數。我今天還記得那本教員們主要用來評分的小小的紅筆記本，記得那支用來記分的黑短鉛筆，記得自己那些被教員用紅墨水批改過的練習簿，但是我怎麼也記不得他們之中任何一個人的臉 — 也許因為我們站在他們面前的時候總是低著頭或者從不認真地看過他們一眼。
對學校的這種反感並不是一種個人的成見；我記不得在我的同學中有誰對這種一成不變的生活不反感的，它壓抑和磨平了我們最好的志趣。不過，只是到了很久以後我才意識到，對我們它少年的教育採用這樣一種冷漠無情的方法，並不是出於國家主管部門的疏忽，而是包藏著一種經過深思熟慮、秘而不宣的既定意圖。我們面臨的世界，或者說，主宰我們命運的世界，它把自己的一切想法都集中在追求一個太平盛肚的偶像上，它對青年一代是不喜歡的，說得更透徹一點，它對青年一代始終抱著懷疑。** 對自己有條不紊的進步和秩序感到沾沾自喜的市民社會宣稱，在一切生活領域中從容不迫和中庸節制是人的唯一能見成效的品德，所以，任何要把我們引導向前的急躁都應該避免。** 奧地利是由一位自發蒼蒼的皇帝統治著和由年邁的大臣們管理著的一個古老的國家，是一個沒有雄心壯志的國家，它只希望能防止各種激烈的變革，從而保住自己在歐洲範圍內的安然無恙的地位。而年輕人的天性，就是要不斷進行迅速、激烈的變革。因此他們也就成了一種令人憂慮的因素，這種因素必須儘可能長時間地被排斥在外或者壓制下去。所以國家根本沒有打算要使我們學生時代的生活過得愉快。我們應該通過耐心的等待才能得到任何形式的升遷。由於這種不斷的往後推移，因此年齡也就像今天一樣完全要用另一種標準來衡量。那時候，一個十八歲的中學生就像一個孩子似地被對待，如果當場抓住他在吸煙，就要受到懲罰，如果他因要解手而想要離開課椅，就得畢恭畢敬地先舉手。 不過話又要說回來，在那個時候，縱然是一個三十歲的男子漢，也還會被看作是一隻羽毛未豐的小鳥呢，而且即便到了四十歲，也還被認為不足以勝任一個負責的職位。
螺絲釘，似乎沒有人能逃出。
Pt.2 權威「教育」#
唯有了解這樣一種特殊的觀念，才會明白，國家就是要充分利用學校作為維護自己權威的工具。學校首先就得教育我們把現存的一切尊為完美無缺的，教師的看法是萬無一失的，父親的話是不可反駁的，國家的一切設施都是絕對有效和與世永存的。 *** 這種教育的第二個基本原則，就是不應該讓青年人太舒服。這一原則也在家庭中貫徹。*** 在給予青年人某些權利之前，他們首先應該懂得自己要盡義務，而且主要是盡完全服從的義務。從一開始就應該讓我們牢牢記住：我們在一生中尚未有任何的貢獻，沒有絲毫的經驗，唯有對給予我們的一切永銘感激之情，而沒有資格提什麼問題或者什麼要求。在我那個時代，從孩提時候起就對人採用嚇唬的蠢辦法。女僕和愚蠢的母親們在孩子三四歲的時候就嚇唬他們，說什麼如果他們再鬧的話，就去叫警察。
Pt3. 脆弱#
在此之前，被我們錯誤地稱為普遍的選舉權，實際上只是賦予交納了一定稅款的有產階級。然而，從這個階級中挑選出來的律師們以及農場主們卻真誠地相信，自己在國會裡是民眾的代表和發言人。他們為自己是受過教育的人，甚至大部分是受過高等學府教育的人而無比自豪。
他們講究尊嚴、體面、高雅的談吐，因此國會開會時就像一家高級俱樂部的晚間討論會。這些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出於自己對自由主義的信仰，真誠地相信通過寬容和理性必然會使世界進步，他們主張用小小的妥協和逐漸的改善，來促進全體子民們的福利，並認為這是最好的辦法。 但他們完全忘記了自己僅僅代表大城市裡五萬或十萬生活富裕的人，而並不代表全州兒十萬和幾百萬人。 在此期間，機器生產也起到了作用，它把以往分散的工人集中到工業中來。在一位俊傑 — 維克托阿德勒博士的領導下，奧地利成立了一個社會主義政黨，旨在實現無產階級的各種要求；無產階級要求有真正普遍和人人平等的選舉權。可是，這種選舉權剛一實行，或者更確切一點說，剛一被迫實行，人們就立刻發現，備受推崇的自由主義是何等的脆弱。隨著自由主義的消失，公共政治生活中的和睦相處也就不復存在。現在處處是激烈的利害衝突。鬥爭開始了。
大商店和大規模生產，使小資產階級和手工業企業的師傅們面臨著破產。卡爾盧埃格爾博士 — 一位受人歡迎、機靈能幹的領袖人物，利用這種不滿和憂慮，提出了必須幫助小人物的口號，他把全體小市民和惱怒的小資產階級吸引到自己身邊； 因為他們對自己將從有產者降為無產者的恐懼遠遠超過對有錢人物的嫉妒。 正是這個優心仲仲的社會階層，後來成為希特勒周圍的第一批廣大群眾。從某種意義上講，卡爾盧埃格爾是希特勒的榜樣，是他教會了希特勒隨心所欲地利用反猶太主義的口號。這一口號為不滿的小資產階級樹立了一個可見的敵人，同時卻又悄悄轉移了他們對大地主和封建華貴的仇恨。
然而我們這些年輕人卻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文學的志趣之中，對祖國的這些危險變化很少注意，在我們眼裡只有書籍和繪畫。我們對政治和社會問題絲毫不感興趣。那種刺耳的不斷爭吵對我們的生活有什麼意義呢當全城的人為了選舉而興奮激動時，我們卻向圖書館走去，當群眾舉行暴動時，我們正在寫作和討論詩文。我們沒有看到牆上著火的信號，而是像古時的伯沙撒國王一樣，無憂無慮地品嚐著各種珍貴的藝術佳餚，沒有警惕地朝前看一眼，一直到幾十年以後，當屋頂和牆垣倒塌到我們頭頂上時，我們才認識到，牆基早已挖空，認識到：隨著新世紀的開始，個人自由也已在歐洲開始沒落。
當年輕人無法再獲得「被承諾」所獲得的東西，當幾代人積累的財富被竊取時，我們究竟該如何走下去。